在思考「誠實」的問題時，不妨可以參考哲學家漢娜．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的主張。漢娜．鄂蘭曾旁聽艾希曼的審判，並撰寫了一本記載當時情景的書，書名十分直接了當，就是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（Eichmann in Jerusalem） ，不過重點是這本書的副標題—「一份關於平凡的邪惡報告」（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）。
「平凡的邪惡」聽起來是不是很弔詭？因為「邪惡」並不普遍，是與「良善」相對立的。用統計學來看，「邪惡」和「良善」各自位於「兩側端點」，分別代表常態分布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。
然而，鄂蘭卻用了「平凡」一詞來形容。「平凡」是指「平庸無奇，隨處可見」，用常態分布的概念解釋，就是數據中出現次數最多的眾數，這與我們認知的「邪惡」分布，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們對「邪惡」的認知是「不普遍的，擁有特殊性」，而鄂蘭就是顛覆我們的這項認知。
艾希曼對猶太民族沒有滿腔怒火的憎恨，對歐洲大陸也沒有激進的攻擊心態，只是為了在納粹黨中出人頭地，而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任務，最終犯下了如此駭人的罪行。鄂蘭聽了艾希曼對於整起事件的原委後，做出了這樣的結論：
「邪惡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制度」，鄂蘭用「平凡」一詞警告世人，任何人都可能犯下這種「不加批判地接受制度的惡行」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一般認為「邪惡」是有意為惡的行為，具有主動性。但鄂蘭卻說，當我們被動地去做一件即使沒有做惡意圖的事，但從結果來看卻是有可能成為「惡行」。
若如鄂蘭所言，「邪惡」是因為完全服從體制的「誠實」所引起的話，那麼我們該如何避免自己為惡呢？答案很簡單，只能靠「從相對角度解讀體制」。唯有擁有自己的「美感」，按照自己的美感對體制做出批評，才能讓我們真正遠離「邪惡」。但另一方面，當我們過度不服從體制時，就很難得到成功，這就是我們會面臨的另一個難題。
「將體制當成批評的對象」並不等於「全盤否定體制」，從歷史中我們看過無數次，全盤否定體制就是試圖以新體制取代舊體制的社會運動。先前提到的奧姆真理教，也可歸類成這種運動。包括嬉皮運動、日本赤軍④ 發起的一連串恐怖攻擊，都可視為這類運動的變種。
（註：④日本赤軍：日本極左派的武裝恐怖組織，活躍於一九七一至二○○一年。）
最後，看看這些社會運動的成果，終究無法改變任何事。原因就在於，這些「全盤否定體制」的想法，只是試圖用「行不通的體制B」來取代原本「行不通的體制A」。最好的做法是，一邊適應體制的要求，一邊對體制做出批判，因為唯有能順應體制的人，才能修正體制。
試圖以新體制加以取代的人，絕大多數都是「被體制排除的人」，正因為被全盤否定，所以才企圖用新體制去取代並創造自己的生存空間，這樣的人理所當然地無法進行「體制的修正」。
到目前為止的分析，大家應該都能理解，那些能順應體制的人，正是所謂的精英。完美地適應體制能帶來各種利益，但如何不被利益蒙蔽，以相對角度對體制進行批判，正是二十一世紀的精英所要具備的知性態度。
艾希曼是組織人（Organization man）的象徵，他將男女老少都當成編號看待，並與民心疏離的官僚象徵，他同時也是全人類的象徵，艾希曼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。他最駭人的地方在於，自白一切罪行後，還能衷心相信自己的清白，並主張無罪。顯然，當同樣的情況再次發生時，他也會做出相同的事，我們恐怕也將如此—就像現在的我們一樣。
本文節錄自：《美意識：為什麼商界菁英都在培養「美感」？》一書，山口周著，三采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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